银杏海

　　在图书馆找书的时候，偶然翻到一本书皮泛黄的《围城》。很老式的牛皮纸书面，翻开书，只见纸张都已经发黄。正文的第一页，有人用铅笔写着淡淡的两行字：“1991年9月1日—9月4日初读，1994年9月28日重读。”我这才知道，早已有人像我一样，带着万分的好奇阅读《围城》中的人生百态，只是不知道之前的读者读罢此书是否和我有同样的震撼。

　　人们关于“围城”的经典解释，无过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这次阅读《围城》，让我再次从主人公以及小说中的芸芸众生那里感受到“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的人生境遇，同时也更加让我觉得积极的态度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

　　面对人生的窘迫，人们往往有两种应对的办法。其中一种，就是“心静自然凉”式的超脱。这是自古至今以“隐者”自居者的惯用伎俩。然而，不管是鸟笼也罢，围城也罢，要解脱出来，光靠超然的姿态是无补于事的。

　　所谓“超然的姿态”，往往会成为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面对人生的不如意，如果像鸵鸟那样把自己的头颅藏在沙子里，只能是一种消极的回避——无论怎么躲避，风沙就在那里！躲避不会对窘迫的人生产生任何改变，“超然”的姿态在这里将会蜕变为“破罐子破摔”式的自暴自弃。

　　另一种方法，就是挣扎求存，试图突出“围城”。正如那句经典的评价所说，“城里的人想出去”，不惜想尽办法逃离。问题在于，出逃之后又会怎么样呢？有朝一日终于成功出逃，变成“城外”的人，他又会羡慕“城里”的人，进而落入“城外的人想进来”。这种方法，没有从改变自身开始改变环境，而是去寻找合适的新环境。

　　显然，与“超然”的姿态相比，这种“出逃”的应对方法看似很积极、很努力。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解决路径。躲避或者出逃，人生的窘迫依然在那里。如果不改变自己并进而改变环境，那么，走到哪里都会觉得人生充满了“心塞”。因此，这种看似积极的应对，与“超脱”相比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

　　小说中，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自欧洲留学归来的“博士”，自以为肚中有点墨水。出国留学期间，他四年里转了三个专业、换了三个大学，但都没有踏实学习，最后实在糊弄不过去了，便“为着承欢养志”，花钱买了一个假学位回国了。他的人生故事就是在这样跌跌撞撞却又好像冥冥中自有定数的状态中展开了。

　　在回国后的两三年里，方鸿渐在小银行当过职，也做过教书匠、进过报馆。期间，他和三四个小姐有过感情纠葛，在奔波中见识了众生百态，并托婚姻之福领教了婆媳的矛盾和婚姻的烦恼，家庭生活最终在争吵中索然无趣。竹篮打水一场空，两年过去之后，他的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开头，只剩下时间里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方鸿渐的人生无疑是可悲的，他到最后都没有找到一条脱出“围城”的道路，同时他又无法做到“陶渊明”一样的超然物外，因此，他只能在人生的纠结中煎熬。方鸿渐之所以能给人震撼，正是因为他的经历是很多读者自己的真是写照。

　　方鸿渐有一点小聪明，但他又懦弱无能。他留洋镀金，但得过且过，一事无成。他看似比较特别，其实与李梅亭、高松年等卑微的知识分子一样，在身体里都怀着一种悲剧的因子。在小说的序言里，钱钟书先生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显然，作者认为，这种悲剧蕴藏在人性当中。只要人们具备方鸿渐们身上的缺点，人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重复上演他的窘迫人生。

　　钱钟书先生的论述，显然是十分深刻的。但问题在于，当我们把悲剧人生的根源归于“人性”，那么悲剧就成了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宿命”。这未免让人太感悲观了。那么，是否还有面对人生困境的“第三条道路”呢？除了无视、逃避，还有没有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方鸿渐的人生，假设他留学的时候可以认真一点、做事的时候可以专注一点、奋斗的时候可以努力一点……假设他能够从之前的一些细节开始做出改变，那么，他是否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如果放眼现实世界，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人生都如方鸿渐一般窘迫。出国留学者回国后为国为民干出一番大事业者不在少数，方鸿渐之类只能是“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而不是所有人的代表。

　　因此，在“方鸿渐”之外，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到超脱所谓“必然性”的希望所在。正如我们常说“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沉睡者一头野兽”，问题在于，人类可以用“文明以止，化成天下”的努力让这头“野兽”永远“沉睡”，从而超越看似“宿命”一样的结局，而让人性绽放出灿烂的光辉。

　　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最能警醒人心，但如果警醒之后又让人感到不可改变的“宿命”，那么这种警醒就是去了它的意义。我想，作者在序言中的那句话，只是客观地讲述了一种事实，而不是预言了一种宿命。同时，他也只是刻画了一类人，而非人类的全部。只要我们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那么立足之处即是天堂，又何必去“城外”苦苦追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