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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成电建校之初,张煦老师根据我国的高校院系调整布署从上海交大赴成电工作,直到1978年底调回上海交大,总共在成电工作有22年。1980年张老师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公告中的评价为:“中国通信事业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应该说,评价中指出的对中国通信事业的奠基和开拓作用的任务,主要是在成电期间完成的。当然,张老师在1956年之前和1978年底至1980年的成就和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成电期间,张老师是怎样来完成他对中国通信事业的奠基和开拓作用的呢?我是张老师的学生,而且师生的情意并未因为我毕业后离开过成电几年、或是张老师调离成电而终断……在成电校庆六十周年之际,大家都在回忆往事,我也在思考:张老师在成电期间是如何奠基和开拓中国通信事业,并因此当选成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的?
我于1956年考入成电,分配在有线通信专业,是张老师给我们上的专业课。1960年底我有幸成为张老师的研究生(由组织分配),直接受到张老师更多的教育和培养。1964年我研究生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而离开成电,但与张老师的书信联系一直不断,而且每年探亲回到成电(我夫人仍在成电工作,她也是张老师的学生),我都要去看望张老师。1972年我调回成电工作,与张老师的接触机会更多了。1978年张老师调回上海交大,我们之间除书信联系外,只要我出差去上海、或路过上海,都要去张老师家(或医院)看望他。2012年11月我和夫人应邀去上海交大参加了张老师的百岁寿辰盛典。2015年10月,我去上海(我夫人因手术住医院未去)与张老师作了最后的告别。
根据我对张老师的了解和《张煦院士传》提供的材料,我认为张老师在成电期间的贡献主要有这样三部分:一、对培养我国通信技术人才的贡献;二、紧跟国际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引进和推广应用新技术作出的贡献;三、推动我国通信产业向前发展所作的贡献。
对培养我国通信技术人才的贡献
作为成电的教授,张老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教好书、上好课。然而,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被错误对待,57年至59年秋的两年时间里,张老师被取消了上课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参加劳动改造和写思想检查外,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学术上。因为张老师坚信,我国的通信事业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决不会因自己(或某人)的一时挫折而停滞不前。如果自己停顿下来或有所松懈,将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张老师深知,通信事业的发展,需要先进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于是,凭借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直奋战在跟踪国际先进通信技术的前沿。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时间他都在勤奋工作。通常他都在图书馆的情报资料室(外文期刊室)查看外文文献,写阅读笔记;晚上和节假日图书馆不开放时就在宿舍进行研究和写作,编译教材、讲义,刻写蜡纸。他始终相信这一切将来对教学和国家通信事业发展是有用的,当年在国外留学时“祖国培养我,我要报效祖国”的信念始终支撑着他。
1959年9月,张老师在全院大会上被宣布右派摘帽(全院仅一人),恢复了他参加教学工作的权利。为此我们毕业前的专业课有幸由张老师来上。我的同班同学李宝扬(毕业后留校当教师,曾任长途电话教研室主任)对张老师讲课情景是这样描述的:“张老师上课时总是穿一套整洁的中山装,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上课铃声一响就精神饱满地登上讲台,教室里迴荡着洪亮而又抑扬顿挫的声音,黑板上留下他工整的板书……我感觉他是把讲课当作一件十分神圣的事在做。”
张老师讲课条理清晰,循循善诱。根据课程知识结构的特点,重点突出,层次分明。除上课之外,他还参加应由助教承担职责的工作:辅导答疑、批改作业、实验课等。答疑时善于引导学生思考,与同学一起分析和解决问题,不时还向同学提出一些问题,让同学解答。对于一些不常去答疑、或作业中反映出问题的同学,就主动安排他们来“置疑”,即答疑时让被“点名置疑”的同学来,提出问题与他们面对面进行讨论;每次的作业张老师都要抽几本自己改,他批改作业十分仔细,对错别字都一一改正,给出的评语字迹工整、有针对性;更感人的是他还主动到学生宿舍辅导、答疑,曾对基础较差的同学(有来自山区、农村的,以及部队派来进修的等)“开小灶”,即在星期天、节假日给他们补课,使这些同学在学业上有极大的提高。谈及张老师对他们的帮助时,同学们都无不流露出感激和敬意。张老师常说:为同学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1961年初的一次全院教工大会上,院党委摘掉了一批右派教工的帽子,并鼓励他们积极工作,不要有思想负担和顾虑,工作成绩同样受到承认。张老师也很受鼓舞,他主动要求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讲课也不限于载波机,而扩展到通信系统和微波课程,并参加讲课、实验、课程设计等各个环节;还到二系、六系兼任课讲授微波通信系统和无线电基础非线性部分。1962年,张老师还担任过无线电基础的大班课程,并额外担任一年级同学的英语课。学生反映很好,张老师也倍受鼓舞,想尽量将自己所学更多惠及社会。
作为张老师的学生,对他的付出总是难以忘怀和心怀感激的。我的另一位同班同学陈忠,他毕业后分配去了中科院自动化所工作,去年他在一次邮件中谈到张老师时说:“我们四年级的专业课由张老师亲讲,并亲自答疑,这是我们生平大幸!张老师的音容笑貌至今清晰地存在脑海。由于专业课学得扎实,我在自动化所远动室工作有如鱼得水之感。我由衷地感激张老师!”。这里的“自动化所”是中科院自动化所。中科院是我国顶尖专业技术人材集中的地方,如果在“物理所”、“数学所”,那里不乏大师级的人物。而新兴技术的“自动化所”,应该是当年全国各知名院校毕业的青年精英汇聚和争相展露身手的地方。老同学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有“如鱼得水之感”,我真为他、更为成电感到骄傲!因为我也曾毕业分配去新的工作单位(水电部的研究院),我知道单位同事或领导对一个新同志工作的评价往往是比较含蓄的,常常以“他是某某院校来的”表达某种涵义……
张老师在成电的二十二年,成电从开办到不断扩建、完善,以至到如今成为我国很有影响力的专业性电子信息技术类院校,所培养的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新中国第二代、第三代通信技术的骨干力量,这与包括张老师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努力是分不开的。
紧跟国际通信技术发展 为我国引进和推广应用新技术作出贡献
在成电的22年中,张老师科研无门,不能为国立功,只能独自摸索;虽不能立功,但可以立言:他立志努力把握国际通信前沿技术发展方向,奋力著书立说,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演讲来影响我国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以此来引领我国通信界的发展。
从1957年至1959年,国外通信设备正从电子管向晶体管过渡,为推动我国电子技术从电子管电路向晶体管电路的发展,张老师在参阅大量国外技术资料基础上,编写了教材《晶体管电路分析》,并在国内高校中首先开讲晶体管电路课程。由张老师编著的《载波机晶体管电路计算原理》,1965年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国外通信技术正经历从模拟通信向数字通信的转变,并呈现出以数字通信替代模拟通信的明显趋势。国内面临这种通信工程重大转变的新形势,应该迅速跟踪、及时赶上。张老师不失时机地编译出版了3本外国最新和最经典的的数字通信书籍:《数据通信原理》、《数据传输》和《通信传输系统》。但由于相关知识有全新的概念,并需要相应的数学工具,使当时国内通信方面的技术人员面临着知识更新的难题。为此张老师在这三本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编写自己的数据传输基本原理讲义,在诠释和普及数据通信技术、引领我国通信技术发展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在从电子管到晶体管、从模拟通信到数字通信的过渡期间,张老师不仅在学校课堂上和出版相关著作方面做出努力,还亲自到我国的一些主要通信工厂、研究所传授了相关知识,为推动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重要贡献。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张老师敏锐地察觉光纤通信技术的美好发展前景,开始密切地关注和跟踪相关技术的发展,同时在讲课以及到工厂讲学中多次向学生、学员介绍光纤通信的广阔前景。
从七十年代开始,随着新的低损耗光纤拉制成功及关键器件性能的不断改进,光纤通信大有实际应用的希望,相关的光纤通信技术也迅速发展。七十年代后期,光纤通信的各类试验系统也相继获得成功,并率先在市内电话网的局间线路中投入商用。
张老师在技术跟踪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七十年代后期已开始编撰光纤通信原理油印讲义,并在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光纤通信原理》和《光纤通信系统》;并主编出版了《光纤通信技术》《光纤传输系统设计》《光纤通信技术词典》等一系列专著。张老师在成电期间,也曾多次为我校师生作相关的学术报告和讲座,介绍光纤通信技术、国外发展状况,并阐述发展我国光纤通信的重要意义。
文革中的迷茫
1967年11月底,张老师从农村劳动改造回到成电,学校已经停课两年了,还没有恢复招生的迹象。全校教职工唯一可做的正经事情,就是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但他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他想也许这一生没有机会再工作了。于是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抓紧把他过去十余年所翻译的资料、编写的讲义、没有出版的手稿、著作等重新整理、校对和抄写、刻印,共计两百多万字。他想到万一自己遇到生命不测,自己过去这大半生艰辛努力所学的知识,所花费时间精力翻译写作的资料因没有出版而被废弃,岂不可惜。他以为这也许是自己这一生最后向党和人民小小的献礼。
从1957年到1978年的二十余年间,张老师共翻译和编写了近三十本教材和讲义,其中正式出版的有八部。此外,学院每遇到急需翻译的外文资料,大多都会交到张老师的手中,由他来翻译。或者,由其他青年教师翻译而把握不准的资料,由他来校对更正,最后供教师们科研或教学参考。这也是张老师对学院科研活动的间接支持。
推动我国通信产业向前发展所作的贡献
早在上海交大时期(1954、1955年),张老师经常利用课余和假期,带领师生去工厂和电信企业实习。并主动与工厂、企业一起协商一些题目,由教师带领同学进行分析、计算、制作和测量,帮助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道。其中,“压缩扩展器”曾在《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0日)获得专题报道:“长途电讯教研组的教师们在张煦教授领导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试验成功一种长途电话新器材——‘压缩扩展器’……”
1962年张老师向学院领导要求,利用假期机会到工厂讲学和带学生到工厂实习、做毕业设计(也可延续1954、55年厂、校讲课和合作关系)。他的合理要求得到学校的许可。1962年夏,张煦带领毕业班学生(7219班)到南京734厂参加毕业设计和答辩(该厂的技术领导和骨干大都是当年张老师在交大时毕业的学生)。并应邀到南京无线电学校,向校领导和部分教师讲载波机专业教学计划。
1963—1965年,张煦先后应邀给重庆邮电学院、上海工学院、南京有线电734厂、绵阳有线电730厂以及上海无线电厂等的师生、技术人员讲学。1965年暑假,张老师得到特批,不用参加“四清”运动,应上海邮电管理局之邀,为全市通信高、中级科技人员200余人开讲晶体管电路设计的系列讲座。
他利用到工厂讲学的机会,鼓励、帮助工厂尽快研制设计晶体管载波机,淘汰电子管设备,为我国通信技术紧跟国际前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眉山505厂是当时我国生产载波机的重要基地(由上海邮电器材厂内迁到四川眉山),正在研制我国的首台同轴电缆1800路晶体管载波机,张老师到该厂的授课有力地促进了他们研制工作的开展。
在工厂里,张老师感到工人师傅、技术人员非常需要他,也很尊重他。同时也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感觉自己当年刻苦钻研所学到的知识,终于能为我国通信产业的发展发挥一定的作用,在精神上是极大的安慰。
1972、73年暑假,为迎接通信技术从“模拟”到“数字”的重大转变,张老师先后到上海517厂、长话局、上海铁道通信工厂、上海无线电24厂、南京734厂、杭州522厂、眉山505厂、绵阳730厂等演讲数字传输课程。之后几年又到四机部石家庄通信研究所(19所)、石家庄遥控遥测研究所(17所)、河南新乡无线电厂(736厂)、南京无线电厂(718厂)、上海仪表局通信工厂、上海传输线研究所(23所)、上海铁道学院电信系、上海科技大学等巡回演讲。几年之内,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之处,张老师将自己编写的讲义交给各单位自行打字、油印和分发,听众十分踊跃。作为年过六旬的老人,他每年化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全国各地主要电信企业、研究所和学校演讲,都是为了推动我国通信产业在技术上的转型、升级,能紧跟国际新技术的发展。
张老师为工厂、研究所等讲课,从来不要报酬。眉山505厂在研制成功我国首台1800路晶体管载波机时,厂里专门为张老师送来匾额——一幅奔马立轴图表示感谢,这也是张老师收下的唯一“礼品”。 出版书籍时,张老师通常连同稿件一起附信申明不要稿费。只有一次出版晶体管电路方面的书籍,被国防科工委指定为重要参考资料,由国防科工委直接将稿费大约300元寄到学校领导,要校领导直接把钱交到张老师手中,而且必须收下。
张老师对我国通信科学技术的贡献,不在于某个或某些技术方面的创新,而是全方位的。他的一生对应了中国通信事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在这期间,我国通信事业的每一次巨大变迁和发展进步中,都离不开他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编辑:罗莎 / 审核:林坤 / 发布:一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