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电讲堂

　　美国的许多博物馆里，或多或少地陈列着一些来自中国的文物，中国游客每每见到这些文物，内心不禁又叹又恨。这些文物究竟是如何“远走他乡”流落美国的呢？9月17日下午，亚洲艺术史研究专家、曾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职业策展人的常青做客“成电讲坛”，向成电学子讲述“远游海外文物的前世今生”。

辩证看待：文物远游是“不幸中的万幸”

　　中国“国宝”远走异国，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抢劫”或“外国探险家非法收购”吗？对此，常青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研究发现，收藏在美国博物馆的中国“国宝”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学者或者策展人，二是古董商，三是收藏家。

　　以他自己主要研究的佛教文物为例，常青指出，西方人来中国探险，源于清朝末年西方国家掀起的“东方文化热”。当时，西方对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东西感到十分稀罕。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使更多西方人接触到了东方文化，西方市场上的家具设计、花纹等都纷纷仿照中国式样。

　　英国人斯坦因就是来中国探险的代表之一。当时的中国没有文物保护法，斯坦因又是合法入境，因此，他挖掘文物只要征求敦煌当地官员的同意，就不会再有任何阻碍。甚至当“生意”谈妥后，官员还会雇佣民工助其发掘。

　　“中国当时既没有文物保护法，也没有觉得这些东西算是‘国宝’。”于是，在官方的许可下，在当时管理敦煌石窟的王道士——王元禄的帮助下，斯坦因尽他所能，把能带走的敦煌文物打包装箱带走了。有些佛像和建筑遗址实在带不走，也只能无奈地用沙土回填。

　　当地人看到斯坦因在敦煌发掘，以为里面一定有宝贝。斯坦因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将佛像掘开，“开膛破肚”，可里面什么都没有。当斯坦因第二次来中国时，他发现剩下的佛像遭到严重毁坏，万分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想办法把它们带走。常青说：“我们应当辨证地来看斯坦因的行为，虽然他的这种行为不对，但被他带走的那些艺术品完好地保留在博物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策展人：帮助博物馆扩大馆藏

　　斯坦因最大的“发现”就是敦煌的藏经洞，一时在西方激起了到东方的“探险热”，四面八方的探险家蜂拥而至，可就是没有美国探险者。直到1923年，当敦煌的大多数壁画、雕塑已被拿走时，听闻斯坦因探险“成果”的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华尔纳才动身前往中国。

　　可惜，藏经洞已经空空如也。通过实地观察，他看准了一个敦煌石窟里的雕塑和壁画，华尔纳对王道士提出想买一尊旧佛像，王道士欣然同意。如今，这尊佛像被安放在福格艺术馆。当然，华尔纳还从石窟的墙壁上粘走了一大批壁画。

　　虽然在中国人眼中华尔纳是臭名昭著的盗窃者，但他却在二战时期对东方文物做了些许好事。二战时期，“保护亚洲文化艺术委员会”在“盟军”的同意下成立，敦促盟军轰炸时必须避开这些保存了文物的城市，这其中就有他的贡献。

　　策展人除了直接来到中国掘走文物，还有另一种比较间接的手段。他们和中国的部分古董商人合作，把文物卖向了西方。华尔纳的学生劳伦斯·西克曼时任纳尔逊博物馆馆长并且研究中国文物。他上任后，向董事会提出大量购买中国文物的提案。最终，这项提案被通过。

　　后来，他在市场看到了来自龙门石窟的“皇后礼佛图”的雕塑碎片，自此开始了漫长的搜集工程，见一块碎片就买一块碎片。可以说，恢复“皇后礼佛图”，劳伦斯·西克曼功不可没，而且，他并未直接参与文物买卖，因此，中国人至今对他有好评。

　　策展人扮演的角色，就是帮助博物馆扩大收藏量。常青说：“通俗地讲，博物馆给策展人钱，然后策展人去找收藏家，说服收藏家把东西捐给博物馆；或者找古董商，花钱买下文物。”

古董商：用买卖架起沟通的桥梁

　　中国的众多古董商中，最出名的当属浙江人卢芹斋。他出生于富商家庭，长大后，家中给他提供了一笔资金让他到法国经商。他成立的公司主要是在中国买古董，再从法国卖到世界各地。据统计，1950年以前，流出中国的古董有一大半经过卢芹斋之手。不过，有买就有卖，卢芹斋的大量收购，刺激出了许多不法商人甚至以偷盗文物为生的亡命之徒。

　　卢芹斋建立了展览自己收藏文物的中心——红楼，也是他的办公地点。古董商办展览通常将自己的收藏集中起来，分门别类。展览期间，所有文物边展边卖。因此，欧洲和美国对他的评价甚高，认为“他让欧美收藏者学会欣赏中国墓葬文物”，“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收藏者。”

　　但在中国人眼中，卢芹斋却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文物的盗窃分子”——毕竟，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和他脱不了干系。那么，如何公允地评价卢芹斋呢？在比较了中西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后，常青认为，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作为一个古董商，他把中国文物远销海外，让更多的西方人认识了中国文化，客观上也是传播了中国文化。

收藏家：捐赠使文物成为公共财富

　　美国的博物馆里，有部分文物是由收藏家捐赠的。美国著名收藏家布伦达治（Avery Brundage）的藏品多达7500件。他住在芝加哥，却决定把古董捐到旧金山。然而，当时的旧金山没有博物馆供他展出古董，于是，旧金山市举行全民公决。最终，大家同意建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商周的青铜器，佛教的雕像等文物，最终从他家搬到了博物馆展出。

　　另一个收藏家佛立尔本来从事火车制造行业，在美国赚到了一大笔钱。拿着这笔钱，他开始了艺术品购买和收藏。他的艺术品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与华尔纳不同的是，佛立尔在购买中国艺术品的途中向中国人民传达西方文化。在他的游记里，他对中国人的评价相当高。他喜欢和当地老百姓聊天、教小孩子说英文，他也认真地学习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真是个文化的宝库。”

　　他购买了将近一万两千多件中国文物，甚至立下遗嘱：“我的收藏品要展出在博物馆里，我的博物馆要为全世界发展人类文化艺术的人服务。”由于佛立尔的博物馆面积有限，无法展出所有文物，因此，想去参观的人都可以和博物馆联系后进入库房。

　　常青在本次讲座的最后总结说，“中国文物远游美国，主要是通过学者、策展人，还有做‘不光彩’买卖的人。有买就有卖，古董商扮演了沟通买家和卖家的角色。至于收藏家买下来收藏或鉴赏的那些文物，最后大多流向了博物馆。”

　　常青表示，大多数文物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于它们的离开，国人们内心多少是有些无奈和惋惜的。

　　本次讲座由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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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青，美籍华人，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堪萨斯大学中国艺术史博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博士后。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国家美术馆高级访问学者，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亚洲艺术博物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