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视点

　　【编者按】“课堂是教育的主战场。课堂一端连接学生，一端连接着民族的未来。教育改革只有进入到课堂的层面，才真正进入了深水区。课堂不变，教育就不变；教育不变，学生就不变。课堂是教育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持续深入推进新工科教育改革，锐意改革教学模式、考核方式和培养模式，建设高水平挑战性研究型教学体系和高水平新工科教育体系；掀起“课堂革命”，不断打造“金课”、淘汰“水课”，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和典型案例。新闻中心开设“新工科教改”栏目，将陆续报道分享他们的好做法、好经验。本期介绍公共管理学院王晓川副教授在《管理学原理》课程的探索实践，以飨读者。

　　把国学融入管理学，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中引导学生、启发学生，让学生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同时融汇中西、取长补短，将来更好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公共管理学院王晓川副教授对自己讲授的《管理学原理》课程的基本定位，也是他对自己的人生期许。

　　从2003年成为成电的一员，王晓川就站上三尺讲台，希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所优秀的理工科大学注入人文活力。他形象地说：“这是在十八九岁的孩子们心灵深处种一颗人文的种子，然后静待开花！或许十年二十年之后，这颗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在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或突破中发挥作用。”

中西融合：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

　　《管理学原理》是公共管理学院的专业基础课，现在，在它的基础上已经“衍生”出了面向全校理工科学生开设的《管理方法与艺术》核心通识课。之所以要面向更广的范围，是因为王晓川认为，“人文素养并不是只有文科学生应该具备，所有理工科学生都要有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然而，他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发现，现在的管理学知识体系主要是西方的理论范式，是建立在比较纯粹的量化的、数学的和基于西方管理经验的理论体系。它自有其优点，但也有先天性不足。这就需要在讲课时辩证地看待西方的文化和理论，而不是将其奉为“金科玉律”，甚至奉为“普世”的“教义”。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口众多、民族多样、地域广阔的大国，这个国情决定了我们在学习西方时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坚持拿来主义，取长补短。”王晓川说，“如果套用西方的管理理论来治理国家社会，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理论危机和实践困境；用这样的理论去教学生，非但帮不了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

　　以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为例，王晓川认为，西方的管理理论，无论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还是“期望论”、“公平论”等，都达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高度，远不如文天祥喊出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样穿越时空，令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因此，在课程内容设计中，王晓川十分注重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让学生直观感受和深刻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各取所长，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对于否定和非议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观点，他幽默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智慧，是管理学汲取精神财富的源泉和宝库。说它不好，那是不理解；有而不用，那是浪费。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它，并引导学生在新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活学活用，才能更加体悟到它的魅力，更加坚定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在王晓川的管理学课堂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名言金句，他都脱口而出，恰到好处；古今中外的管理案例，他能信手拈来，并条分缕析每种管理理论或案例背后的可取之处以及适用条件，让学生在开阔视野的同时能时刻保持批判意识，并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思考和解决中国自身的建设发展问题。

触类旁通：管理也要实现“顶天立地”

　　《管理学原理》课程共有8讲，分别是导论、决断、洞察、沟通、激励、凝聚、领导、影响。每一讲内容，王晓川都准备了丰富的理论和案例，而且都置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当中进行阐释和分析。在讲“内容型激励方法”时，他就是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进行对比的，让学生大开了眼界。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从底层到顶层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感、尊重的需要”、“求知和审美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显然，马斯洛的理论囊括了物质和精神，而且是从物质向精神升华。改革开放以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成为常被学者和媒体引用的“网红”理论。

　　“但是，请同学注意！”王晓川在课堂上提醒同学们，“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心理学基础，是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心理学，而不是东方文化中的群体心理学。它重视物质的满足和激励，这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必要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从群体心理学出发对一个‘有志青年’的激励和期待，要精彩得多。”

　　他从《道德经》中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讲起，贯通讲解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追求，以及后人对此进行的高度浓缩、提炼和阐发。他的讲述，把道家和儒家思想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使整个课堂生动活泼。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几乎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当中，激励我们把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国家的发展、天下的安危相结合，长存浩然气，照耀天地间。”他说，“这种格局和境界，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西方的任何激励理论都无可比拟的！”

　　随后，他回顾了此前所讲的“激励的着力点”问题，并指出，激励理论的五大着力点，即“激身”“激心”“激智”“激情”“激义”，除了“激身”与物质相关，其他四大着力点都是无形的、与人的精神追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在学习激励理论时，一定要学习西方理论的长处，但也必须超越西方理论的局限，把中西方理论结合起来，从物质到精神、从“地下”到“天上”贯通起来，从而更好地为建设和发展中国做出贡献。

创新方法：启发学生学会“面向未来”

　　由于听课对象的差异性，王晓川在给不同的学生讲课时，都会设置不同的教学定位，并有针对性地精选相应的课程内容。例如，在给公共管理学院的行政管理专业上课时，他往往讲得更专、更深，而且与该专业相结合进行案例分析；在给信息管理专业讲课时，他会结合信息管理的特点进行内容取舍。而面向全校理工科学生讲课时，他都是力求通俗易懂、明白畅晓。

　　但无论内容如何“区别对待”，他的课程宗旨都是相同的。在最基本的层面，他希望该课程让学生一听就懂、一懂就用，实实在在地提升学生在小组、团队或者班级等组织中的管理能力，凝聚团队合力，带动更多人成长成才。

　　更进一步，他希望通过这门课程“把学生引向未来”。他指出，学生毕业后，越是往远处走、往高处飞，就越是更多地用到人文的智慧。而这些东西，并不能从理工科课程中直接获取，只能通过人文课程浸染熏陶。

　　相对而言，要实现“让学生一听就会”的教学目标是十分简单的，而要实现“把学生引向未来”的教学目标就不太容易了。他认为，要把学生引向未来，至少要做到几个结合，那就是把中西文化相结合（即把国学与西方现代管理学相结合）、把微观和宏观相结合、把当下和未来相结合。

　　“在不需要引导孩子进行专业研究的情况下，如果能够给他们熏陶一点国学，这是很必要的。”他说，经过这十几年的教学实践和效果观察，这样做是正确有效的。一些毕业工作的同学回来看望他时说，他们对课堂上讲的管理学知识早已遗忘，但对讲国学的只言片语记忆非常深刻，而且在工作中很有感触，因为国学的东西可以帮他们把握规律、观察社会、观察人。

　　除了内容设置和讲授方法的精心淬炼，王晓川在讲课的节奏方面也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多年前就抛开了书本和课件，而是把辛苦制作的800多页PPT在课前就发给学生，激励学生在课下自己学、主动学。在课堂上，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选取重点、难点进行深入解读分析。

　　说起这种理念，他引用《庄子》的名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用四川话说，如果死读书、读死书，就是书呆子。现在随便一个硬盘，能够把几十个图书馆的知识都装下，人的记忆力怎么能比得过硬盘啊！所以，庄子很早就警告我们，要努力提升学习的能力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不忘初心：“人文辅助论”助力精英人才培养

　　“静修方寸地，勤耕三尺台。”为什么王晓川如此醉心于给成电学子讲国学呢？这段心路历程，还要从他刚进入学校时谈起。“那时，我刚来学校，既是文科男，又是外来户，因此能够从旁观者的视角观察成电。”他说，成电无疑是一所具有独特魅力的大学，但它的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人文的欠缺。

　　因此，他提出，“文科学院不仅要给自己学院的学生上课，而且必须给整个学校的理工科学生上课，努力提升所有学生的人文素养。”他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人文辅助论”，即学校在培养理工科专业知识的前提下，要多传授人文经典，给学生开一扇窗户。近年来，学校大力开展人文通识教育，并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新四会”能力，王晓川高兴地说，“这样做太对了！”

　　正因如此，他虽然每学期的课时量很大，但他从不觉得辛苦，而是孜孜不倦、甘之如饴。他对自己的期许是，要努力做到“诚敬潜爱”的要求：“诚者，心之贞正，浩气内蕴，源于内；敬者，意属笃定，全力以赴，现于外；潜者，深也、渊也，有深研方有前沿，有渊博方有开阔；爱者，仁厚质朴，有爱方有付出，有大爱方有大人格，有大格方能载万物。”

　　“聚天下英才而教之，何其尚也。育者，注大爱，塑大格，引大道，培其厚德以载物，励其自强而不息。”王晓川说，“我别无他求，唯立德树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