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成电

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探究工程背后的机理，发现新的科学问题。

今年初，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李言荣院士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的关键是解决从1到0的问题”，引起大家的共鸣和热议。在人类科技史上，工程常常走在前面，工程应用实现后，反过来挖掘背后的基础理论问题，并发现新的科学现象，也就是“1→0”的过程。以通信技术为例，1837年，摩尔斯发明了电报，1858年跨大西洋电报电缆铺设成功，1876年贝尔发明第一台工作电话，1895年，马可尼首次成功收发无线电电报。但直到1948年，香农根据二战期间，他在改善英美两国领导人跨大西洋绝密通话质量的具体工程问题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才提炼出通信中的基础原理，写出了《通信的数学理论》，提出信息论，现代通信工业的发展方驶入快车道，继而形成了蓬勃发展、百花齐放的通信产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人类一直致力于开发计算机器，从中国的算盘到埃达∙拜伦夫人的计算程式以及查尔斯∙巴贝奇从纺织机得到启示发明的差分机，再到范尼瓦∙布什的模拟微分分析机，都是人类在机器计算领域探索实践应用的努力。然而，如果没有图灵提出的通用计算机理论、冯∙诺依曼在图灵基础上提出的通用计算机架构，加之肖克利在微电子领域的突破，哪有后来的IT革命乃至今天的数智时代？

要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机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形成实际的生产力。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魂，但从创新到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还有很长的距离。首先是要做出原型，还要经过中试、工程化和熟化等阶段，才能够成为产业化的产品。学校、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有多少成果转化不成产品，绝大部分是因为没经过中试、熟化、工程化的过程，成熟度很低。除了具有很强研发能力的企业，一般中小企业甚至研发能力不足的大型企业，即使是认定的高科技企业，也接不住高校的科研成果。除此之外，还有生产、质量、营销、运营、定价、融资、组织、治理甚至上市等一系列问题，完成这些之后才谈得上生产力。要形成产业，还涉及产业政策等问题。

在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机对接这个问题上，“弗劳恩霍夫模式”可谓这方面的典范。

弗劳恩霍夫模式是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在政府资助下，以企业形式运作，政产学研相结合，非营利性地进行应用科学研究的一种独特运营方式。该协会整合德国相关科研力量，与大学密切合作，面向产业界提供技术完善和商业成熟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从事面向样机制造的产品开发与优化、开展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开发与优化、进行新技术推广、开展科技评估支持、提供资金筹集建议和认证服务等。

科技创新与产业有机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我国要加快中试平台建设，努力缩小大学和科研院所科研成果与市场化产品之间的鸿沟，破除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堵点；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制，探索建立“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包括工程化熟化平台）—企业”协同发展模式；健全科技成果市场化投融资体系，大力发展科技金融，通过天使资金、创投基金、投贷联动、金融科技等方式撬动和吸引多元化投入。

要强化人才队伍支撑，以“学院派创业”为主体，培养具有颠覆性创新创业能力的领军人才。

教育和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跃升的基础支撑。在探索学院派创业方面，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和同伴创立的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李泽湘教授提出了学院派创业的架构、过程和培养体系，并转化为商业实践，通过科创学院，构建了完整的硬科技科创生态，为青年创业者们提供强大的助力。具体是这样的：一是与高校开展合作，赋能高校新工科教育，联合培养创新型人才；二是举办科创训练营，使学生快速了解产品创新全过程，并从中选拔富有激情和创意的创业学员；三是依托真实产业场景，定制设计思维课程，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定义产品；四是提供可靠性验证、中试车间、电子实验与测试等平台，为项目的转化落地提供支撑；五是搭建供应链体系，推动产品更加高效、低成本迭代；六是在出海、渠道、品牌、资金等方面提供指导和支持。这套硬科技创业支撑体系已展现出了它显著的优越性。时至今日，机器人基地已经孵化出了60多家公司和项目，存活率达到独步全球的80%，其中15%已发展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公司，按各科创公司最新一轮注资定价，总市场估值超过了8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