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电讲堂

　　4月9日，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齐东方做客成电讲坛，为同学们带来了“花草动物说唐朝”主题讲座。讲座围绕牡丹、梅花、葡萄、石榴四种植物，鹤、龟两种动物，探讨了这些元素在唐代的象征意义及其背后的考古证据，展现了唐代社会的文化密码与精神图景。  

　　齐东方以“国花”为切入点，指出牡丹在唐代被赋予了“天香国色”的美誉，成为富贵与繁荣的象征。最早在《诗经》中牡丹被称为芍药，具有药物作用。到了唐代，其文化地位迅速攀升，广泛出现在绘画、雕刻、瓷器等艺术形式中。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仕女头戴牡丹，尽显雍容华贵。齐东方强调，牡丹的“国花”地位不仅源于其观赏价值，更与唐代“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文化自信密切相关。  

　　相较于牡丹的富丽堂皇，梅花则象征着坚韧与高洁。齐东方提到，梅花的观赏艺术在宋代达到鼎盛，得益于栽培技术的进步和花色品种的丰富。南宋范成大《梅谱》中记载了12种梅花品种，展现了梅花文化的多样性。梅花的“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激发了无数艺术创作。

　　葡萄与石榴作为外来物种，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唐代文化交流的象征。考古发现表明，东汉时期新疆地区已出现葡萄纹织物，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汉代引入葡萄酿酒技术的历史。石榴也因多籽而被赋予“多子多孙”的寓意，李商隐诗中“苜蓿榴花遍城郊”的描写，生动展现了石榴在唐代的普及与文化意义。

　　鹤作为长寿与高雅的象征，在唐代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齐东方引用《诗经·鹤鸣》中“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描写，指出鹤被视为“一鸟之下，万鸟之上”的灵鸟。从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到曾侯乙墓葬中的铜鹿角立鹤，鹤的形象贯穿了中国古代艺术。鹤不仅是君子与隐逸的象征，更承载了人们对长寿与升仙的向往。

　　龟在唐代被推至权力象征的巅峰。齐东方介绍到：唐代三品以上官员的朝服以金线绣龟，龟符成为调动军队的信物。武则天时期，龟符取代鱼符，成为权力的象征，官员配饰也按品级分为金龟袋、银龟袋、铜龟袋。李商隐诗中“无端嫁得金龟婿”的描写，也反映了龟在唐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然而现代“龟”却成了贬义词，齐东方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冤枉的转义，颠覆了古代所有关于龟的赞美和想象。

　　齐东方通过植物与动物的考古证据，揭示了唐代社会的文化密码。这些看似普通的花草与动物，实则是唐代民族精神、时代信仰与艺术审美的缩影。讲座不仅让听众重新认识了文物的深层意义，也启发大家从文化历史的视角解读艺术与信仰变迁。